★☆★☆★☆★☆★☆★☆★☆★☆★☆★☆★☆★☆★☆★☆★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天煞孤星 风】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心理医生在吗》作者：严歌苓【完结】 第一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1） 有一点不自在，这个你已经注意到了。 够亮了，不需要太多光线。的确有一点尴尬：中国人一般不为此类原因就医的。 谢谢，请别加冰。我可以坐到壁炉边上去吗？谢谢。没想到诊所会有壁炉。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年轻，这样沉默。这么沉默的笑容。 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是道具、服装，你尽可以拿来披挂装扮，借此让本性最真切地念白和表演。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 就像这些小橡皮人儿。沙盘的重塑性和抹杀性。孩子们把心病梦境和妄想都拿小人儿演出来。听说过这种疗法。英文一样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那份表格里有我人生的所有数据。 谢谢恭维。一个种族有一个种族的苍老标识，你们不习惯辨认我们的标识罢了。确实四十五岁。你看到的是英文给予我的幼稚，一种侏儒式的不为年龄所改变的憨拙。 让我看看我得从哪儿说起。我先得形容这个人。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们都这样说：领导。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有主人，没有仆从，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后来有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面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似的圆饱的胸脯。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还活着。我们说，健在。七十岁。和他这个朋友同龄。 怎样跟你注解朋友这个概念？一种最耐人寻味的人际关系。最好的，也最坏的人与人的共定局面。 没关系。我不忌讳。 不，不用大麻。从来没用过。不介意，该问什么你就问吧。 最多一杯，偶然，极偶然的，喝过两杯。 忘了告诉你他的名字，，很重要。 第一部分 2.心理医生在吗（2） 他叫贺一骑。一个骑者，独行侠。匹夫。我爸这样解释给我妈的。我妈那时还是个幸福的女人。幸福在中文中和英文中不尽相同。你们所指的幸福与开心紧相关联；对于我们，幸福不那么感官，而是内向的。幸福是种信仰。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的黑头发怎样在右边开了一根肃杀的白头路。一本相册，第二页正中间有张四方形带狗牙边的相片，上面的六岁女孩穿着白棉布连衣裙，裙下露出白三角裤的一个边缘。每个看相片的人都说，这是个好看的小姑娘，不过神态很老气。那就是我见贺叔叔时的装束和模样。 我还记得他没等我妈去给他开栅栏，就迈腿从栅栏上跨过来了。这人非得长篮球中锋的腿才能从栅栏上如此跨越。还得足够粗鲁、随和。你明白吗？那样的腿，有尺度和动作的优越感。 就那样，门外亮成白色；门内是黑色，那个跨越的动作就成了个黑色剪影，在白底板上。黑与白简化了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他在我知觉中的第一次出现带有符号般的意味。岁月流去，那个跨越的身影被进一步简化，终成一个极度的强调符号，在我狭小的记忆里。 如同沙盘上这些小橡皮人儿。在儿童那里，符号道出大于语言的信息；符号那丰富而莫测的暗示性。 一个这样的符号——逾越，冒犯，侵入。那样的轻盈速捷，一只脚在栅栏上方那防御性的木头矛刺上画一根抛物线，落地无声，让腿与腿拉成一张满弓。我至今还能看见那个六岁的女孩怎样掀着上唇，在晚餐前的昏暗中，观望庞大黑色剪影的进逼。门外是余下的暮夏白昼，热度和湿度薄薄的。 我妈妈赶了出来，身上系着绣花台布改制的围裙，破朽的部分隐在褶皱里。妈系上这条围裙是翩然的。妈叫着：老贺来了！等着，我给你开栅栏。她明明看见老贺已把第二只脚迈了过来。妈又说：别动，别撞着，等我给你开灯！ 灯就亮了。 现在我的家就在贺叔叔眼前。我要是他，会被这个房内的陈设吓一跳。贺叔叔没有，好像见识过更奇怪的。房有两间，摆满祖母的遗物。家具显然阅历过好年头，显然是给大得多的屋去陈设的。式样是每个木头大平面上镶有三块木纹迥然相异的小平面，木纹是唯一噱头，花哨无比。它们放在宽敞亮堂的屋内不显得如此花哨。家具不是如别家那样靠墙壁摆置；一个柜子就放在屋正中，上面放一只酒红花瓶，里面插满纸扇子，也是祖母一生攒的。墙壁空白出来，从天到地挂了画、字、拓片，排得太满，蚊子没落脚之地，就落在字画的白底子上。我爸爸常用巴掌去拍，拍出小小的血泊来，他才明白那不是墙壁。地板是生水泥的，沙砾毛糙的表层，一会儿磨秃我妈一只新扎的拖把。 没有浴室，连水龙头也是公用。有各种便桶。公共厕所里我们问安和闲话，孩子们在那里娱乐，探险，建立王国。没有了自家的浴室和厕所，最后一点底细也无必要保留了。 第一部分 3.心理医生在吗（3） 贺叔叔是个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一头厚重黑发梳成一个农夫想当然的城里人发式。同那个年代的所有人一样，他的衣服在尺码上非常马虎，几亿人仅有三四个尺码，每个人都在不合体的间隙中找到可身，每个人都在分承其他人的形体特征。一条深灰色棉布裤子，发黄的白衬衣，所有口袋都塞着小本或纸片，从外部形成坚硬方正的凸突。他倒背两个手，笑眯眯地看看墙上，又看看天花板和地面以及所有古里古怪的家具，他看向哪里，妈就道歉到哪里。妈说：墙好久没粉刷了；家具早该重新油漆的。 然后贺叔叔看到了我。 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偶尔地，你和一个生灵，一只小野猫，或一只狗，也可能一头牛，甚至一只失足坠落到你脚边的松鼠，突然间目光碰在一起？内心的某种锋芒对上了，你和它同时一阵轻微战栗？一阵莫名的恐怖，同时又是莫名的感动？你几乎证实了灵魂和灵魂在此一刻的邂逅；超越类属的彼此关照，在那不期然的邂逅中达到了平等和透彻的懂得？ 你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想贺叔叔在他看我的一刹那间，就是这种无可名状的经验。有时在各种质料塑制的圣像前，有那么一次或两次，你发现你的目光被一成不变的抽象眼神突然接纳了，你相信有个对应的磁场，在对方那不朽的无机的形骸中。 谢谢，我没事。好的，我会自己倒。 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坐在角落一个高凳上，趴在更高的一张桌子上写正楷。桌椅的高度使我不能想下来就下来。我爸的祖父就这样让他所有的晚辈把字写体面了。在这凳子上干什么都受罪，除了写字。我悬危地拧过身，屋里充满黄酒似的灯光和这北方人的魁梧阴影。门外窗外，傍晚不白了，在紫起来，灰下去。手提一根不合比例的大羊毫，墨汁蘸得不能再饱，一触即溃溢开来。 对的，我六岁。一件白棉质的短裙，两根吊带吊在肩上的那种。永远是那个式样；简洁，把一点儿廉耻也简洁掉了。我不记得我是否反抗过那样式的白色遮羞布，我想我一定反抗过。这件白裙子就是我孤独童年的夏天。我天性中的离群落伍。原是可以被掩饰的，或被逐步矫正的，如果我在一开始加入人群时就有一副为人认同的外表，如果我在第一天去幼儿园时穿着与周围融洽的衣服，我就不会被同龄者围堵，任他们评点：医务室的白窗帘吗？糊鞋底的白布吗？她妈妈忘了给她穿衣服吗？ 对，那第一瞥目光。我是不期然坠落到他脚边的松鼠，拧着脖子，看着他。 他呆了一刻。我现在回头去想，也许那一刻夸张了他自己，在我生命的四十年流程中。他那个睖睁不说明什么；狭路相逢的陌生人，也得站下来，相互定定神，再交错过去。 第一部分 4.心理医生在吗（4） 之后他背着手走向我。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放在了我残余着痱子粉的胳肢窝下。他把六岁的女孩抱起来了，把她从高凳子上摘取下来。他吆喝着说：闺女！他三十岁的面孔和我六岁的面孔在半尺之内，我没有笑。后来妈妈说我小脸惨白。回到刚才那个松鼠同你的邂逅，你一伸手捕起它，什么都毁了。 今天我却还能轻易回到他的气味中。那浴洗过的，带夏天凉风味的男性肌体。健壮的庄稼汉和军人对自己的体嗅做了精心处理后的肌肤。 妈妈开始为我向贺叔叔抱歉：她不肯叫人！她提醒他别让毛笔弄脏衣服。贺叔叔没听见她说，把我放到地上，放在他蹲下的两膝间，对我说他常听我爸爸描绘我。他又对妈妈说，这闺女长得不像你，像她爹。 他两只大巴掌按在我肩头，两根白布带使它们看上去病弱伤残。他笑容中有点疑虑。那时代我们中国只有儿童敢于华丽，可以取名叫瓦夏或卡佳，莎莎或薇拉，他们可以有俄罗斯式的衣裙和发式。他们尚未成长成人，是"祖国的花朵"，花枝招展是尽本分。这就是贺叔叔笑容中的那点疑虑：她没尽本分。白布下露出过细的腿和臂，他也有疑虑。这是个忽略了某部分成长，同时抢先了另一部分成长的孩子。 他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这些在他反剪手朝我走过来，强打起兴致抱起我时，妈妈就格式简明字句精确地告诉他了。他无非是要听我自己来一遍。他和这个孩子总得有个正式开始啊。面对一个不苟言笑的孩子，这位魁梧的北方汉子同所有成年人一样，开始屈就和低声下气。我一一答对，声音适中，身体绝不扭来扭去；认真地吐字，虽然缺了的门齿凉丝丝地漏风，影响每个词的棱角和形状。这个六岁女孩不像她一般的同龄人那样端起孩子的架子。那种成年人们习惯和期待的腔调，咿啊呀地带怨艾和辩解的娇怩。对自身弱势的自甘和倚势仗势，不在这个老气的女孩身上。但他还是把脸偏斜，把一只耳朵凑向我的嘴唇。 我们成年人有一些规定动作，抑或说套路的姿态来同儿童相处。诸如偏斜脸，凑上耳朵，做慈爱状，表示我们的屈就；我们由于爱而屈就。但这动作明显不适合贺叔叔。他在急乱中拉了别人做惯的俗套动作，从而使自己好歹有个位置和方向。 你感觉到了吗？我们成年人往往在孩子面前是心虚的。我们常感到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裁判权力。我们在一个婴儿绝对无偏见的眼睛面前竭尽亲善，竭尽媚态，因为他正从一张面孔看向另一张面孔，正在根据某种我们无法揣测的准则对我们进行仲裁和选择。我们在此刻是那样期望他的好感，期望他突然向自己挥摇双臂扑来，从而赢得这个意味深奥的选拔。在选拔悬而未决之时，我们一再尝试新的取悦方式，然而每个动作注定是越来越愚蠢，自信心不知怎样就瓦解了。 这就是在我面前蹲下庞大身躯的贺叔叔的处境。 第一部分 5.心理医生在吗（5） 我和他，从那之后的三十九年，他一直在等待我延宕的选拔和裁决。 女孩没笑容，一字一句讲完了不超过十个字的简历。女孩和他的动作显然没有配合起来。他略略手足无措，直起身来。 在妈妈为我的不识相不吃哄向贺叔叔赔礼不迭时，我爸回来了。一个番茄鸡块的罐头在手中。罐头在那个时代是贵重东西，商标上的"中国制造"把国家水准放到一个省份城市的家宴上来了。金红底色，一只绿尾黄毛公鸡和四只大红番茄，扁圆形铁听，到今天在我记忆中还鲜艳无比。它那千篇一律的气味带一股很浓的铁腥，是爸爸狂喜或大怒或大彻大悟的信号。是他升迁或机运转折的标志。 爸进来后对妈说：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一骑同志，《紫槐》的作者。妈笑眯眯地说：久仰啊！爸根本来不及等妈完成她的敬意又对我说：你有没有叫贺叔叔？根本没有给我一点空隙，他又转向贺叔叔说，这屋太热，院子里坐吧。又没等贺叔叔置可否，他跟妈说，老贺老八路了，十几岁就参加抗日！ 现在看见我父亲了。瘦长，背略驼，嗓门很大的这个人就是我父亲——穿条米色短裤，露出毛盛的腿，上身一件白衬衫，绵软的质料使它永远前襟短于后襟，领子如同两片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前的两个口袋像他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很细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他对自己的驼背一有认识就深吸一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而他认为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情准备就绪的眼神；他悲哀的事物中绝对包括他自己。在一个地方或一些人面前稍站得久些，某种不自在便来了，他便把两脚掌心对掌心地翻过来，仅以两脚的外侧撑着地面，建筑那荒谬而不雅的芭蕾式平衡。这个平衡所要求的精力集中使他疏忽了他的不自在。 是，的确，我在讲到我父亲时会情不自禁。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他的基因，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 谢谢，我自己来。时间到了请告诉我。 已经超过了吗？ 真的不在意？那我再继续一会儿？ 是的，我父亲。他的善良、软弱、多愁善感是一目了然的。他以咋咋呼呼、哈哈大笑来使别人把他当成相反的一种人，那种对宠辱迟钝的人。大致上就像贺叔叔这样的人。多数人在一两个回合的交往之后发现我爸的致命处。一旦被诘问，他会有个哑口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胀。已自认理屈却要殊死防御。两根女性的弯眉越发倒垂得彻底，显出他不屑再辩解，他气息奄奄地容忍。 比如我妈见他手里的罐头说：你跑哪儿去了？ 第一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6） 他当然听出她对额外花销的追究，因此眼珠立刻空白一瞬，理屈词穷地大声回敬：没去哪儿啊，就去了马路对过的食品公司啊！ 妈扭头对贺叔叔笑着说：没什么菜呀。 贺叔叔被爸妈关照着朝油烟辣眼的另一间屋走，想起什么，回来拍拍我的头，说：闺女先来。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了那个晚餐的真正意味。在当时，那餐饭由于番茄鸡罐头和面目悦然的贺叔叔而显得美味。一个小圆餐桌，上面铺着淡绿绣花台布和玻璃板。一进门你就可以看见妈妈的一个家和爸爸的一个家如何互不相识互不相让地占据着同一个地盘。 我吃到半途，落了一块骨头到地板上。现在我怀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个道理离开同一海拔层面，潜入深部。在桌子下面你能看见三个成年人的脚。小时我有看人脚的癖好。我刚才讲到我从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态发现了他时常感到的不自在。此发现不是我在那个年龄就能够诉诸言辞的。我在成长过程中持续观察，持续给这观察以解说。 这个时刻，我在桌下。那块淡绿色小家碧玉的台布，它切割了那三双脚和上身的联系。很暗，我却也不费力地辨出三双脚的紧张和兴奋。我得说我现在用来描述的语言绝对不微妙不够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将就。用"紧张和兴奋"形容那些脚只能说是十分十分的将就。朦胧诗人就是在一番对语言的武断性粗浅性彻底失望之后产生的。暂且说这三双脚紧张和兴奋吧。 不必去听台布上面他们在谈什么，他们的笑何等开怀。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真正在笑。 笑声从贺叔叔那儿出来时，他那对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双精细草鞋，所有脚趾网在细麻线里，不断与束缚挣扭。 爸爸的脚仍是掌心对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颠晃哄拍它们；只要停下颠晃，停在一个不舒适的僵滞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 妈妈穿一双黑珠子绣面的拖鞋。那阵子中国在还苏联的债，妈妈常买些便宜而华丽的绣品，从她身上的小腰身绣花衫到淡绿台布和珠子绣鞋，都是国家用去抵债却不合债主的意，给退回来的。妈妈一时把这只脚从鞋中抽出，一时又是那只；不是左脚搭在右脚上就是右脚踩住左脚。偶然地，她会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脚如此识途，迅猛而干练，爸爸那无逻辑缺上下文的哈哈笑声会在挨这一踢时小小冒个调儿。 第一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7） 更有看头的，是三双脚中的一只不当心碰到了异体：贺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长腿时碰到了妈妈刚脱下珠鞋的脚尖，或者爸爸两个扁薄足掌在动乱无定时出了格局，触到了贺叔叔的草鞋，脚都会电打一般弹开，之后飞快缩回，在空中举一刻，脚尖再探测一番地面的安全范围，最后才缓慢地着陆于自己座位下面。要静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势，继续先前的动作。 还是不给那些脚的行为下定义吧。只能原状展示，无法对那番生动进行推敲。也许我的记忆不准确，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这三十九年三十九个夏天中它把那个冷却的暮夏黄昏，那个淡绿台布下的激烈场面漫画化了。该这么说，那场面是独立于台布之上的，它是对台布上那个理性舞台的背叛。 只有这么多，至于我爸对贺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视的。我妈也在哀求，求贺叔叔动用他的影响、权力，救救我爸。说到救，并不是语意过量，并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们国家那时随时有性命攸关的事。我们说，政治命运。一个人的名字给黑墨写得很大，劈上两道红墨十字架，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肉体的死，相对而言，是平面的单一的，是无伤大雅无损尊严的。肉体之死是种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经过政治的死刑。贺叔叔在那次晚餐后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场。 是我在十岁以后逐渐听说的。 一点不奇怪。这些事让所有局外人困顿。我们所有的概念是独立于人类心理、行为概念之外的。因为那四十五年伦理规范的独创。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长。我试过，却见听众眼里两江瞌睡。一个无关人类痛痒的例外。有个人听出眉目来了，对我说：啊，一个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对成年男性荒诞不经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欲望。其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给了我一个册子，上面有本市二百多位心理医师的名字。拨一早上电话，只有你声音中有种关怀。你没有张口就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你的价钱也适合我。 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在约会。 想是见过。六十多岁，该同各个专科的医师有过交道吧。否则他不会建议我来你这儿。 告辞了。这是诊费。九十元。 你答应二十元的折扣。 还行，谢谢。 是吗？其实我并没睡好，不过谢谢。你看上去也挺好。 第一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8） 这是刚才那个小姑娘摆的吗？这儿，把巧克力埋在沙盘里了。她几岁？ 比那时的我大一点。健壮多了。那些年里，我飞快地在懂得事情，我只知道贺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会同爸爸一同回家来。只知道他的妻子是个县长，在一个一夜火车之距的遥远陌生的城镇。只知道贺叔叔不露面的时候是去妻子那儿探亲了。我妈早已不拿贺叔叔当客人，一面同他打招呼一面把一只热水袋继续揣在衣襟下面的胸口。她的病因不明的发冷已深得原谅。他还是伸展双腿从栅栏上一迈而过，直接把我的脑袋搂进怀里，揉一阵。他身心中有那样的快乐。 我必须先告诉你贺叔叔这个人。 我讲过，他个子很大。他玩笑说那是乞来的百家饭催的。他腿上、脚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着我的手指，去碰过它们。他巨大的一只手把我八岁的手攥住，只留我尖细的食指在外面，使劲而轻微地触碰那浮雕般的伤痕，然后看着我半是恐怖半是恶心的满足。他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碴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 对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页是写他的：十八岁开始扫盲，二十岁成了小说家；他不识字时编的打油诗常常被刊在鲁豫解放区的油印小报上。后来打油诗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给印到小学课本里。我印象中的贺叔叔是个太阳。喝多酒他会讲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军的小兵还偷行军干粮给他仍在乞讨的母亲送去。他会忽然一口乡音，眼神温存哀婉。 贺叔叔一生中唯一亲手动笔写的小说《紫槐》就是他和母亲的关系。我是这么猜想。是个非常残忍非常非常罪恶和优美的故事，我会在某一天好好给你讲。 那个时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与爸爸低声谈话的贺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个举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中。 贺叔叔和爸爸经常那样低声交谈。有时爸爸在绝望辩解时，贺叔叔会从他方正的衣袋里抽出一叠纸，然后用手指戳点这处那处同爸爸说着。我以后知道了那是我爸爸的一篇杂文，叫做《儿不嫌母丑》。"儿"与"母"的关系，喻指公民和政党。"儿"可以接受丑陋的"母亲"，但绝不容忍她的堕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渐空白，焦距彻底散开，希望彻底泯灭。 我一生对我爸的同情都源于此刻。 我十一岁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贺叔叔究竟是怎样一种朋友。 在贺叔叔同我爸熟识之前，他还在省委负责宣传。一个有权力有名望因而显得极其有力量的男人，也显得性感，以我现在已有了情场世故的眼光去看。权力之一是审查每个作家的政治态度，政治言论。政治言论恶劣的，叫做右派。爸爸那篇《儿不嫌母丑》，尽管语气温良诙谐，但底蕴一目了然，那样的敌意和杀伤力。危险的天赋，在我爸体内。加上爸爸的血统和背景，以及1948年问世于上海的嘲讽短剧。 你已经知道了，会有什么前景。 叫做"反右倾"运动，举国动员。 第一部分 9.心理医生在吗（9）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贺叔叔一手接过核审的。贺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种奇异的兴趣。是有陈腐学究家谱的人与草莽秀才之间带一点点猎奇的尊敬。 贺叔叔把那份置我爸于死地的案卷暂搁下来。搁在他抽屉底层，许多天不去开那抽屉。忘却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个政治徒刑缓期而使我们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残延。这残延是痛苦的。盼望侥幸也等待诛灭，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烟的雾障中蹚来蹚去。一夜惊醒，见爸妈对坐在昏天黑地里，结伴等待贺叔叔红笔一挥，定个死活。再次醒来，见爸爸弓着腰，飞快抖动腕子在写字。妈妈看着他写，把早就冷掉的热水袋贴在苍黄的脸颊上。爸爸在给贺叔叔写信，写了几十张又忽然决定不写了，写讫的也叫妈妈放在痰盂拿到小院去烧。遥遥地传来早班车的声音，爸写下一行字，请贺一骑有空来吃晚饭。就这样回到我们那个开头，那个晚宴。 我在想贺叔叔的首次登场。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铜像一样的前额上。那时我并不知道谁来赴晚宴。不知道这个有名望权力的三十岁男人正将他的影响渗进我们的日子，我们本来已有另一番注定的日子。我正写正楷，不知道贺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来。走过办公楼门外黑黝黝的冬青甬道，走过电影宣传牌楼，上面是苏联电影演员邦达尔丘克，一行大红字："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十五周年"。再走过一大堆烂芦席，那是一条街的大字报栏给台风刮倒，被堆放在这里，下起雨大字报沤化开，周围地面便聚起黑墨和红墨的大小水洼，再往里，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识分子"。巨大雕像矗在凹字形办公楼所形成的院子里，使那院子好多年都没有阳光。有时看见娇小的王琛白满头石膏屑，趴在脚手架上开山凿石般朝雕像挥榔头。都知道它是将要矗立于博物馆门前的工、农、兵之中，因此从来没人认真注视它的进化。贺叔叔想必是站下来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吓一大跳地叫道："贺书记！"他才笑笑离开。王琛白想必是追着贺叔叔的背影问："你看怎么样？贺书记。" 贺叔叔这时已快走到诗人彭晓夫家门口晒的霉豆腐了。南侧，是条小巷，两边屋檐叠上了边缘，脚步声是有回音的。会在巷子里碰上张帆，有人这样告诉你。张帆是贺一骑书记的前任，在贺一骑上任之前去五里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们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丝巾裹住面孔，头上戴一顶蓝呢子帽，突然把过巷者拦住，再把一根裤带提住颈子说："我是张帆。" 走出巷子有个天高地阔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当中有个井台，正南正北犹如祭坛。蹲着坐着的是主妇或"阿姨"们，剥豆、淘米、捶打衣服。井台是没有井的，在我落生于这儿之前井就填了，筑起水泥台子，中间有四个自来水龙头。于是就排起四条接水的队伍。晚饭前这个时间，贺叔叔在缭乱的一排排晾衣绳之间快要迷失了。水分蒸发去了的浅色印花被单给风招摇起来，同色或异色补丁透露给你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家境。这些补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东西在这个时空里会孤立。偶然见我妈妈拿一块新布在崭新的寝单上设计补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第一部分 10.心理医生在吗（10） 过了井台，食堂那宝塔一样雄伟的烟囱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里，两把烟凝成细小黑色的固体，落到院子的杨树叶和柳树叶上。细细的黑色飘降物也落积在大烟囱的自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字黑茸茸一层，那些字看上去像一百年多了。 贺叔叔就这样走来的，左手摆动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还按在曾经佩带过的左轮上。 我和贺叔叔在十来年后会了一次面。他讲起头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时十八岁，远离父母，他也在类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只有一刻的真诚，就是那一刻了。 抱歉我一下子跳跃到另一时空里。 没关系吗？ 最后一次？来美国之前。 七年前，他六十好几了。 他摔了一跤，爬起来，发现周围没人注意他。他心事重重地坐到了石台阶上。一个人路过，见这白发老爹抬头看着他说："麻烦您送我去医院吧。"从此他再没了那把象征的左轮和那个步伐，右手抓起一根拐杖。我迎面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我要走了。 怎么也不会忘他那样看着我。 他"呃呃"了两声。白发老爹从他的青年和中年只提炼出这一部分，因此现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质感。对舒茨，我也有类似感觉。 他和贺叔叔绝对不同。不只是种族、文化。 我对他说，贺叔叔，我要去美国了。 他眼睛还很明澈，却映不出那个小女孩来。他想看出小女孩结束在这女人的皱纹里还是眼神里。他对我与他之间的情感跨度恍惚了一下。 我说的是恍惚吗？我是指晕眩。 对一个永不会痊愈的老人，仅仅是"我要走了"就令他晕眩。终于还是挺过来了，他微笑，笑容从弱到强。两个酒窝是那笑容里多余的阴影和坎坷。 是专程的。我专程从北京回到那个盛产刁民悍妇的省份城市，专程出现在他天天散步的榆树小道上。 当然可以，请问吧。 是，我想过自杀。 第一部分 11.心理医生在吗（11） 不是非常冲动的。实际而平静，把后事安排妥当。遗嘱中有一段说给贺叔叔的话。英文的，我常常感到我在英文中的人格与个性是多么不同。它使我自我感觉是无辜的。如同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理解他言语的后果，没意识到他与他语言间的相互责任。 自杀是基因。超自我和自我的不平衡是从基因中来的。弗洛伊德推断超自我代表死亡动能。理想成分越多的人（超自我比例越重的人）死亡动能便越大。是不是这样呢？ 我同意。那么多年的红色理想教育。孔孟也是一种理想教育。超自我的绝对强势使众多自杀者勇敢地采取行动了。 自杀热线？谢谢。 一个人自杀前会向这热线报告？自杀应该是私下的，是超自我对自我的秘密处死。 不用，我乘地铁很方便。 保证，在下次就诊前我绝不自杀。我还没讲我的故事呢。 下星期见。 收到我的电话留言了？没去那里，是出了件事。舒茨教授和我冲突得很凶猛。不是激烈，是凶猛。正是我选择的词汇。他叫喊，头颅如同交响乐的指挥，颠摆震颤。声音回到了他的三十岁，突然有了种亮度，一层金属光泽。一个老人在自认为被欺负时，竟有那么洪亮的嗓音。 该是沙哑的，那样会激起我的同情。 常常的。为了方便。你从不撒谎吗？ 仅是一个托词或者搪塞，他喜欢称它谎言就称它谎言。你看，这是一种沉默的尊重，它让你明白你该停在哪里。当我听到"你昨晚出去做什么了"这样的提问时，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约克碰面"是一回事。仅是个方便。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对舒茨来说，实质只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从他可知可控范围的短暂消失。因此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实质。就是为他怀疑和指控的短暂消失提供个证据。他为了一个实质上毫无差异的回答愤怒得如同临终前给疟疾弄得冷战连串的杰克·伦敦（请原谅，我不爱杰克·伦敦，因为他生前厌恶中国人）。他浑身冷战地走向电脑，把他为我写的一封求职推荐信印出来。一共四页，对我的能力和才华以及一日只睡五小时的勤奋自律的作息规律很诗意地描述了一番。他印出这封信，然后在我鼻子前面招展几下，在距我面孔八寸的地方撕毁了，看着他撕，先是两半，然后四半。他手指粗壮，动作因太强烈而一再错过准确点，从而变得大而衰弱，一再撕不毁那渐渐加倍的厚度。他力竭了，就那样哀伤无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帮他撕扯一把，帮他完成这番愤怒。 我？ 我同他约会有两个多月了。 第一部分 12.心理医生在吗（12） 我垂着两手，看着那个纸团砸在我脚边。看着一个人整个的愤怒过程：按下电脑开关，搜寻目录，找出这封信，再打开打印机，让它温吞吞地无情绪地将四页纸推送出来。再把它们撕烂，撕得不够理想，因而把它们挤压成一个大纸团，砸出去。一点反弹也没有，立刻淤陷在长纤维地毯上。 其实有许多零碎的时刻，我是完全能接受他的，这个老得相当尊严的男人。那些时刻包括他从车里忽然伸出两束复杂的留恋目光，来望我。那不可整理，不可测量的复杂程度。带有预言：或许这次别了就永远别了，六十多岁的人，江山和晚霞，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展现给他。深灰色的目光让我感动、微痛。交往突然有了一层悬心的深度。默默然，一阵子歇斯底里在我心里发作起来。我会追跑着，跟在他车后面，脚步像走在末路上。老人的留恋真像布拉姆斯的提琴主题一样。 是啊。贺叔叔站在榆树小道上。 正是这种不断演习的永诀让我和舒茨近了。 冲突是造作。我是指极端矫情；我们尴尬得受不住了，就与人冲突。我在看一个老年男人冲着一个缺席的对手咆哮。很滑稽的，因为我不给他这个权力，把我扯到对手的位置上，我静观他对那个空缺位置发作醋意，发作专横，我嘴唇翕合如同某场谋杀中唯一的知情者。 我看着他把大纸团挪到我脚边，它的体积和投掷的力量该有轰动，却被柔软地面吞咽了，预期的声势被抵消了。地心吸力在此突然出现一阵瘫痪。 我或许撒了谎。 我们都活得下去，因为我们不计较别人撒谎。在别人对我撒谎时，我已明白他实质在说什么，我想明白实质而不想明白言辞。实质是，他/她在我对他/她可知可控范围内造成一个失控和未知，造成一个人与人关系的喘息，休止。 你难道听不出一个邂逅的朋友对你说"我明天正好有事"是什么意思吗？或者，你不明白某人说的"昨天差点给你打电话"的真实意义吗？他/她好心好意的乖巧你计较吗？这是调情。不光异性间需要调情，朋友间也需要调情。墨西哥作家帕兹—— 听说过他吗？ 他把墨西哥民族的撒谎称为艺术。一个善于调情的民族。 没有。从来没有向他提过贺叔叔。 第一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13） 并没这样问我。他问：在中国，儿童受性骚扰的事普遍吗？他问过几次，因为他忘了我回答过他。有次他说成"性虐待"。 当然可以告诉你：是的。 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伤害。谢谢你不采用"虐待"。 让我喝口水。 让我想一想，它是怎么回事……几点了？ 我在想，孩子们真的会把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压制到下意识中去吗？荣格说：潜意识和意识从来不存在明确的界定。已被知觉的，不可能回到非知觉中去。记忆被压制到那种浑然状态，在我看，是不可能的。 那时我十一岁。 不曾。对谁我都没讲过，我没有把握我会对你讲。 噢，在想前前后后。三十年以后，我走到墓地里，脚步已不太均匀。手里拿几株自卑的康乃馨——舒茨教授喜欢它们。走到一个看上去很中产阶级的碑石前。我那时已经愉快起来了，不失眠了，连好太阳也让我感到祝福。我把花放在墓前，放成一个扇形。对了，我还有三支香。那时我已充满兴趣来做这一切。不像三十年前那个坐在心理医生诊所里的中年女人，从来在各种仪式中找不到感觉。我把香点着，灵敏度退化的手指在不实的视觉中许久才将火苗吻合到香烛上。我在墓前坐下来。不远有塘和莲花。 是舒茨的。 也可能是我丈夫的。他和舒茨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不是。只要三十年，这些都清楚了。 舒茨的墓碑上刻着：他一生中原谅了许多人，也被许多人原谅。许多人，就是说不是全部，那个余数中有我，也可能没有。 坐在墓前的我慢慢地想着事情。烟从这七十多岁的女人身后升起。塘水和莲花在我眼前成了莫奈最后的三十八幅画中的一幅。七十多岁的我会想起贺叔叔的去世，追悼会上摆一排他的书。我爸爸会被我搀扶，在人群里，因知道真相而多一层沉痛。还有什么关系？反正什么都留不下来，那些书是不是窃取都留不下来。真正的著者和冒名的，彼此彼此。无论真相怎样不堪入耳，书已经先于著书人而逝去了。 现在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先走一步；谁会参加谁的追悼会。 第一部分 14.心理医生在吗（14） 在我七十五岁坐在墓前时，已经全知道了：墓里是谁，墓外是谁。我的未来语态出了差错没有？未来完成式，这语态给人无际的展望，无际的宿命感。 也很可能是我同贺叔叔站在一起，追悼我爸爸。案上没有一部他生前的作品，这个刺目的空白让贺叔叔很不安；每个人都知道死者生前从没停过笔，都服帖过他的学识和才华；那日夜流动的笔，流去了那个不见天日的所在，终使那份卓越成了一场荒芜吗？人们想起死者和这位高大的老人是不可生离的朋友，同时忆起死者曾给过这位生者一个大耳光。我看一眼贺叔叔：他原谅过许多人，也被许多人原谅过。他却没有原谅我爸爸在1966年给他的那个耳光。 这是我将在墓前席地而坐时想到的事情。那时，追悼会不管是谁的，都无所谓。 我让你混乱吗？ 我还想起十一岁的暑假。1963年夏天。老妇人总是很有胆量去看她的少年时代。那个夏夜的触感立刻有了。它的声音、动作、气味所营造的质感。火车窗外的光一缕一缕扑进来。每一景物，都带有暗蓝丝绒一样的品质。丝绒的迟缓和阴影，那样厚厚的深夜蓝色。我就躺在窗左边的铺位上，贺叔叔在右边。 是的，你没听错。 这对我很平常。父母常常把我托给一个朋友，由他/她带我到上海，在祖母家寄放一阵。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吵架，相互揭露，或者公然说：要不是看在女儿面上……或者，就是因为怀上了女儿，我才非同你结婚不可。这些话当然都是由妈妈来说。我爸狠狠地咂着酒，狠狠地沉默着。 暑假前正好贺叔叔要去上海开会。我妈妈替我把两件一模一样的连衫裙放进一只小藤箱。手轻轻推着我的后脑勺，把我推到贺叔叔怀里。我的高度已达到他的腋窝。白色泡泡纱的连衫裙到处溅着西瓜汁。十一岁的我因为发育而躲着胸口那层布的触碰。一个阶段我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胸口躲开的姿态。所有那阶段的照片都是这个姿态，眼神也是躲开的，有点窘又有点害怕地略伸下巴。 贺叔叔笑笑说：没贴邮票啊？脑门上给贴个邮票咱们就给她寄到上海去！ 他的手已经伸过来，要从妈妈手里接过我了。接过的却是我的藤箱子。他突然看见我那躲开他的眼神，睫毛细微的挣扎。他意识到某种不妥，我的高度，白泡泡纱浸印出一个苗条女孩微暗阴凉的皮肤，让他这份临时监护差事显得不伦不类。 第一部分 15.心理医生在吗（15） 是我现在分析起来，把当时的短暂感觉以语言归纳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事情发生后，那感觉没有语言地在我心里待着。看这沙盘，小人儿。在没语言的时候我或许也该被领到这儿来排演。现在我手指太粗大，捏不住他们。这个小人儿是代表父亲？教父？神甫？都可以。还有这只恐龙。不是恐龙？是梦魇？噩梦。 噩梦，你看，与梦本身无关，在英文中是另一个词①：是夜晚和虚幻二词的组合。我这样说已欠严谨。也许是"夜晚"加上"月球上那块辽阔的（曾几何时被误视为海洋）黑暗平原"？可以有更荒诞的一种组合：夜晚和雌性的马类动物。类马，不全是马，近似中国传说中的麒麟。那么：夜晚麒麟/噩梦，可不可能呢？不可名状和莫名其妙，夜晚无穷的可能性。把这番不可名状和无限可能性以语言解述，必须牺牲和妥协。以牺牲感觉的丰富而妥协于语言的准确。不成熟的人不是缺乏语言能力，是缺乏妥协的能力。肯定常听到高中生和大学生五官起舞，张口却只呼一个："哇！"或者"噢，上帝！"他们宁可过度贫乏也不让他们年轻的感觉妥协给语言；他们可不愿意牺牲那意在不言中的丰富。 贺叔叔没有像平常那样用他的大手掌把我的头发揉乱，再抹平。他这次碰也不碰我，提着我的小藤箱，迈着阅兵大步。藤箱在他手中没有一点分量，是个玩具。妈妈跟在他身后，讲起我所有的生活陋习。贺叔叔笑嘻嘻的，看我用少年人都有的粗鲁和简洁语言回答母亲。像是他专注于寻找车厢。 就是你们叫做包厢的那种。 是等级制度。你可不能花钱买不属于你的等级，等级是荣获的。我们叫：待遇。 待遇，就是火车包厢，把贺叔叔和我与充满汗气和煤屑，不断有人吐痰、昂扬音乐中某人无车票被逐出车厢的众生百态的公有空间屏隔开来的私下空间。一切不允许被公众共享的，就叫"待遇"。 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贺叔叔还有个待遇叫"小灶"。尽管他和所有人进同一个食堂，但他不必端着碗或锅同几百人站在队伍里。他直接走进屏风隔出的"小灶"。屏风是碗橱纱的面料，里外全看透。贺叔叔是个非常随和的人，在这时他却面孔绷得很紧，浓眉低压，像所有居要职的人那样显出稍稍的烦躁和沉重。走进屏风前他不和任何人说话；总是在进入屏风之后，他叫厨房杂工出来找一个某某进去说话。杂工说：某某，贺书记请你到里面去谈谈。后来食堂亏损，涨了饭菜价，许多人家重新买锅灶，饭厅内人烟淡薄下去，贺叔叔还是派人把某某叫到透明的屏风后面去谈话。 门拉合，包厢里很静。贺叔叔从他的漱口杯中拿出洗脸巾，对我说：擦擦汗吧，小伙子！ 第二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16） 对！小伙子。我当时就喜爱上了这称呼。粗犷和豪放，我喜欢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这样称呼我，它破坏了一种天定的规范，有种挑战感。作为一个女孩所存在的重重危机，所注定的痛苦，因其而生的拘束和发育时的轻微犯罪感，都可能被否去。他这样叫我，是他突然感到一股压力。男女被挪入一个私有空间的压力。 是的。 但我此刻还不想叫它"性的压力"。 他小伙子长小伙子短地大声叫我。很快我活泼和自如起来。他自己也自在了。再没什么不妥了。我们笑、聊着天上地下。一个十一岁，一个三十七岁，不能相信他们有那么多可聊。他微微笑着，靠在沙发上听着他自己的思考。时而会听见一两句"雷锋叔叔"、"少年宫航模表演"或"普通话普及"。他问我为什么戴这么破烂的红领巾，我说，我们都喜欢当老资格；像你一样，老革命。 他又问我：常见你脖子下面夹着个扁葫芦琴，腆着肚子在上面锯呀锯的，那是干什么？ 我知道他在逗我。他不可能不知道小提琴。他就是要看我傻笑。 没有别人。就我和他。 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很多人有这份包厢待遇，我猜。 我们还谈到他的儿子。他告诉我他儿子成了军队的养猪模范。他从来不提他的女县长妻子。 还谈到了我的父亲。太阳的光斑在他额头上缩小。颜色深起来。他的脸色也深起来。晚饭是他叫服务员送进来的。他微笑着看我，他把肉积攒在碗边，最后一口塞进嘴里。他悠然而响亮地咀嚼着，唇齿显得那样刚劲。我们已经像同龄人那样轻声问答。 从此的七年之后，我十八岁，老远地找到贺叔叔的瓜棚。那是他出狱后的生活。和一切以及他自己的背景都缺乏衔接。我们继续那场开始在火车上的轻声问答。 我问，他偶然也问，主要是问我将来。我是问他的曾经。他的《紫槐》，他的母亲。小时，故事中的主人公能否坐在你面前填掉你一个又一个疑团，是大事，他催促我睡去，他好办办公，看看文件、稿子。 第二部分 2.心理医生在吗（17） 九点多钟，他拉开门喊来一个服务员，让她打一盆热水来。水放在我铺前，他说：来洗脚吧小伙子。我慢慢蹭掉凉鞋，忽然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忽然觉得脚是不能给他看见的，一个蛮横突兀的动作，我把两只赤裸的脚缩到裙摆下面。我整个身体蜷起，两膝折成对折，缩在连衫裙筒中。 贺叔叔没有感到这个女孩一时兴妖作怪。他不去体察她突发的羞恼，说：我出生的地方，水可稀罕！他把自己的鞋脱下，又脱袜子挽裤腿，把两个长方的大脚浸泡入水。两个脚像放回池塘的鲢鱼那样马上有了生命，有了对舒适的贪恋。不知怎么，我就跟着把脚也搁进盆里，我两只脚背上有褐色花斑，太阳把凉鞋的花纹摄在皮肤上。我一个夏天只有一双凉鞋，鞋穿到灰飞烟灭，它的影子却留在我脚上陪我入冬天。 像第一次穿泳衣下水那样羞臊而兴奋。脚心触在那宽厚的脚背上，我浑身汗毛刮过一阵风。 我想贺叔叔也感到了我的异感，我的脸一定红了。他打趣着什么。我笑。水漫出盆沿。尽管他是我最亲近的一个长辈，如此的接触带来的一层接近我们都没有意料到。仿佛某种动物的肢端，或某种植物的根茎，它们是不该裸露的——不该在裸露时被触碰的——不该在裸露时被一份同样的裸露去触碰的。一开始他预感的不妥，此时来临了。 他感觉到十一岁的女孩在偷偷地感受一份不该被感受的舒适。他想把不妥之感更正过来。嘿嘿地笑，说这双小脚真像老虎脸。他在不假思索时常会流露别开生面的想象。 气氛被打了岔，他用脚心搓着我的脚，像我爸那样同我嬉闹。水泼了一地。我现在去想，我们当时都使劲要借一个事情的表象和我们表象的关系，隐秘地，在离表层很远的地方，从完全陌生的触碰中偷得一点儿舒适。 非常越轨的感觉。 肉体和接触在我们是决定性的，含羞草一样敏感的肌肤，神经全招展在外，却一碰就疼得萎缩了起来。于是那疼痛的抖瑟便是我们的快感。隐约的犯罪感满足着疯狂的好奇心。一个部位的裸露（哪怕是可以公然裸露的部位）同他身体一个裸露的局部相碰，它便是个闸口，所有的感知通过它释放出去；所有的神经从那儿如某水族那繁密的触须一般伸延出来。性的官能扩大、推移，逾越二十世纪心理学所指的三个性感区域。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都蕴藏着生养繁衍的希望。欲望可以在肉体的各部分得到疏通和交换，在任何既定场合。 我十一岁。 大概是的。但更重要的不是性早熟，是因为理想和虚伪，使我们宁可相信十一岁的女孩是没有性感知的。对这感知的承认，会触犯人们。你们。 不，当时完全不清醒。 即便是成人也可能不清醒。 第二部分 3.心理医生在吗（18） 多少中国人，会记得一次暗中握手，或偶然的一次身体接触。不知多少如此可笑的接触被秘密珍藏下来。有时连同后果一道珍藏。 你们对身体绝对不像我们这样高度利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百分之八的可耕地。我们必须扩大可怜的可耕面积，使那不可耕的，也具有存在的意义。 整个事情没有完。事情甚至还不算开始。 火车进入夜色，水塘是一摊摊晶亮。刚发过水灾的江南。在贺叔叔静悄悄的阅读中，我在窗边睡着了。 壁炉的火多好。 谢谢。还有我的围巾。 联系过了。他们说从第四次就诊开始，保险公司承担一半诊费。 对了，请告诉我歌剧院怎么走。舒茨很爱歌剧，每年从菲薄的教授工资里拿出三千元捐助歌剧院。你猜对了，我爸爸也是歌剧迷。 不，不像他。舒茨更接近我父亲。 晚安。 你好。 没关系，候诊室有杂志翻。今天我没什么事，就早早离开了学校。 很好。 行！那我告诉你实话，不太好。 是的，我本来打算取消治疗。 不知道。一些时候我就是表达性很差，不想说话。讲英文尤其是的，我那母语的一半变得非常挑剔，很刻薄，讲英文的这一半刚开口，它就找到了毛病。然后开始指摘。此后，我每成型一个英文句子，就会听到尖刻的评论，是我母语的那一半在批评我非母语的这一半。说它的句子结构笨重，用词不巧妙。如此断裂。我那讲英文的自我变成了我整个人的异端，显得那么孤立。就想把嘴闭起来。 第二部分 4.心理医生在吗（19） 我有时更喜欢我这英文的一半。它好像是年轻的。它是——我老在想——它是无辜的。它鲁笨、稚拙、直率。它是我的年仅十八岁的语言啊。 而我的中文，我的母语，它其中包含的我是有城府的。我那个基本与我同龄的语言。它那巨大的弹性，易变和善辩，它多成熟。 这样的时刻发生，我能做得到的只有缄默。 你说得对。 我确定，你是对的。 明天下午四点，让我写下来。 不知道。也许我一个人走走。天不错。也许和女朋友一块儿吃晚饭。闭上嘴，听她的。 谅解我突然变卦。 谢谢你的谅解。 明天见。 我想好了：我先得告诉你一个故事。 这就是那个故事。作者叫贺一骑。书太旧了，照片不是老，是古老。 知道中国的八年抗战吧？那解放区和敌占区呢？ 春荒的傍晚。 1942年。 默默跟随行军队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上去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因为瘦和衰弱。女人跟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八路。老妇人对小兵说：小兄弟，你饿吧？小兵回头看她一眼，赶紧跑两步跟上队伍。老妇人也跑几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说：小兄弟，你看这一路上槐花都没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说：都吃光了呗，你跟着队伍干啥？！队伍有行动哩！小兵前头有个老兵，这时对大娘嚷起来：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着干啥？急着给鬼子送信去哪？！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说：我有个孩儿也参加咱们队伍了；我那孩儿跟这位小兄弟一般大。 第二部分 5.心理医生在吗（20） 她还是一步不松地跟着队伍。队伍上坡。队伍下坡。浩浩荡荡。队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烂絮，一双烂鞋都给落在了后边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时回头看看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仿佛是鼓舞她跟上来，也仿佛求她别再跟了。几个兵都恼了，对大娘说：没见过讨饭讨到部队来的！再狗撵人咬着不放，我们可要开枪了！大娘说：八路军不打俺乡亲。老兵说：八路军不打好乡亲！有人这时把枪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这才眼巴巴地看着那细瘦的小兵跟着细瘦的队伍从山梁上走没了。 天黑时，西北来风。队伍歇下来。把每条粮袋抖净了，熬出半锅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铁罐子、搪瓷缸子里。多半从日本兵那里来的。还没来得及吃，有人说，哎呀不好了，槐树林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方才的讨饭大娘？大娘却是不过来，有一两个兵叫她，她也不过来，她靠着一棵树一直坐到每个战士把粥都喝完了，才又走到那小兵身边。小兵眼圈红起来，抿紧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脸。大娘手从怀襟里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对小兵说：小兄弟，拿着吧，都给你留着呢。小兵眼泪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说：俺家有个小子，也十四，也跟队伍走啦。大娘说着也不看小兵的脸，泪流到脖子上。 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吟。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全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 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唯一的儿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用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用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地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决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卧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的家境已被她母亲削减到最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和贫穷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祖母死后我们发现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丝绒，整套的金银器。 第二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21） 我爸爸是他父母唯一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备生养的人力和财力，是不具备生养的兴致。 我爸爸从小进入基督教小学和中学。 我爸爸，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地向你讲起他。 这样把我爸爸和这个叫贺一骑的人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们告诉贺叔叔的，有关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从来不信他是个狂妄的人，花花公子，从来不停地恋爱和背叛。贺叔叔恰恰认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独钟之处。他一开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喧哗大笑的源头。他朝我爸爸走过来。我爸爸意识到这个刚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现在有印象了吧。 这个有不雅笑声的人，是我爸爸。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沉闷中，不知怎样，他精神和肉体中爆发出那样的笑。他笑得那么突兀，以至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可以说。笑声从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过来；在痛苦的挤压下和摩擦中，它穿越过来。然后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个彻底的盛开。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极致。不仅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都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他笑出了一点尖啸。他可怕起来了。欢乐在刚刚接触到愤怒的边界时哗地退回，整个笑的键盘是那么长一段！从低到高，音阶的跨度成了那么宽广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欢乐发启，亦不由欢乐来完成，却纵跨一个由疆界到疆界的欢乐全程。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皇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嗝、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人们在食堂一面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头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俯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沓笔记。 第二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22）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土，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一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羞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入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第二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23）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香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们准备出门时，贺叔叔一迈腿从栅栏上跨进来，他目光躲开娟秀而古怪的妈妈，看着我说，这么漂亮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妈妈。爸爸早有准备，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沓稿纸，递给贺叔叔说：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两遍。贺叔叔笑笑说：我的故事我还念不出来？爸爸说：有些字我怕你不认得，给你注了同音字。贺叔叔大声说：我那么笨？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吧？ 两人撇下妈妈和我，先走了，又一块儿停下脚，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独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酱油气味，人人捧着一个大搪瓷盘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着酱色浓重的饭菜。 近处是我妈妈。她一边细细地吃一边机警地四处望，想找个地方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去添加些蔬菜，又变成三人的一顿晚餐。 远处是贺叔叔和爸爸，站在楼梯口交谈。爸爸手里端一大盘食料，不曾动过几口；贺叔叔却空着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滚上一层酱的发酸的豆腐干。一些人上来向贺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来。 第二部分 9.心理医生在吗（24） 我不断为人让道。我眼睛却一直朝爸爸和贺叔叔那里望。我爸爸这天的样子与平常有些出入。我的爸爸，我从小就意识到他与众人的出入。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规整的服饰，总是七长八短披披挂挂。猎装式的米色风衣从不系纽子，腰带拧成一根绳儿；颈上搭一根深咖啡色丝绸围巾，面积宽裕，肥大的两端垂荡在风衣襟前，不时被他谈笑时的手势惊动起来。那条围巾只不过是一截旧绸料，也是从祖母遗物中发掘的，对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会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将腐将化的质地，使爸爸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缺乏一点实体感。爸爸秘密修饰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饰和别人相反：把本来就缺规矩的全身弄得更乱，头发尽其本性向各个方向曲卷。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现在回想，他的颓唐和感伤，使当时的我内心极被牵动。 我爸爸在笑，拍着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着肩。 是贺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读会。人们在大厅里找好一把深蓝丝绒的椅子，安顿下来。被糙劣食物破坏的矜持恢复了。深蓝丝绒的幕帘上缀有金流苏，打蜡地板和水晶吊灯，这毕竟是个矜持的所在。由于多日对这一餐饭的期望终于得到答复，所有眼睛安宁了，神情是美味的丰足的。 节目中有七八个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诗歌。贺叔叔的《紫槐》是朗读会的开场或压轴。这天来了一群少年宫话剧团的男孩女孩，将《紫槐》配了乐，诵到高昂处，都成了一副歌喉。 观众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变得潮湿。饥饿竟可以是美丽的。 我揩着泪，无意中，发现贺叔叔在看着我。我把拳头停在嘴唇上，惊讶和羞怯。他是那样地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他全看见了，看着泪水怎样越聚越厚，在她两个眼珠上危险地摇曳；终于积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剥离了出来，形成一颗圆熟完整的泪珠。如桑叶上的春画，一颗水珠子从细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变得圆腴硕大，形成了珠宝的锥形。他看见了我由于流泪而鼻子不通，肺叶伸展和收缩。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发上。它是大厅里唯一的沙发。他看见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沁出情感和爱慕的过程。一个秘密的过程。 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第二部分 10.心理医生在吗（25）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但我不相信他会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记忆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赖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嗝的那个大饥馑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碰一下我爸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我爸爸和大家一块儿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出撕裂般的声响。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一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地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撇嘴，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第二部分 11.心理医生在吗（26）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强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一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地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碧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儿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逸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那些记录。谁会需要那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第二部分 12.心理医生在吗（27）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了。你必须爱拉赫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含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马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琛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犟？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我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 第二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28） 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 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的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儿，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1963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 我们迈过一些横竖的人体，艰难地睡着却绝不甘心醒来的人们。 贺叔叔让我等着，他去寻找大会派来接他的车。 我等着，忽然出现一个想法：在这个车站，偶尔有父母让孩子们等着，他们永远不再回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割舍和摆脱。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遗弃其实早已开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觉，都不妨碍一个预谋的成熟。我把小藤箱紧靠脚放好，望着贺叔叔消失的方向；他离去时在人堆里开出的路，已经又愈合。这个车站上，偶尔有个绝望地翘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对大人们比对自己信赖得多。你听见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爱，或喝酒吃东西，第二天早上，你仔细在父母脸上找一个证据，找半夜那件不寻常的事的证据。可你没有找到，因此你认为你不过做了个梦。你为这个梦会愧怍。十一岁的女孩，因为自己秘密的一些向往而发生了梦魇。她为火车之夜的梦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纱的单调衣裙和因发育而微微疼痛的身体之间黏稠起来。 我稍稍向左边走一点，想看清人们是怎么了。人渐渐往那里聚拢，如同大群的蚂蚁要合力搬弄什么。 第二部分 14.心理医生在吗（29） 是一个女乞丐。坐在一只木盆里，怀里抱一个不出声亦不动的婴儿。女乞丐不会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长出一轮去。肮脏掩盖了她的青春。她浑身只有那个露出的乳房是干净的。不是全部，只是婴儿的嘴和脸常常触碰厮磨的那一带异常洁白。那是个很好的乳房，不像女公共浴室里的那些，存在得毫无目的。它从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却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后陡峭起来，形成它最壮阔的主峰。峰巅使皮肤绷得很紧，绷得薄极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网一样柔细而不确定，处女时期形成的褐色圆晕此时膨胀得出现了危机。乳头已被婴儿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状，硕大一颗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非得去看那个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见贺叔叔也在人群里。他是一路找我找到这人群里来的。他闯入时只感到人群静得惊心动魄，同时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丽故事。他一眼就看明白盛着女乞丐的木盆是什么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作出乡村豪绅家的少奶奶气质。它给用了七八十年了，经常给桐油细细油过，盆发着暗暗如肉体的润泽。女乞丐抱着婴儿，从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来。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 人群里的谁在负责传播这个故事，人们听着，呢喃欷歔地赞同。反正贺叔叔走到最里面时已求索到故事头尾。故事是没有得到女乞丐校对的，尤其那有关她的豪绅背景，那个被枪决的祖父、充公的豪宅和化整为零的祖产。故事说她嫁不出去，没人要娶她，她只好嫁到百里外的生疏地方去。故事结束在木盆的价钱上。她的唯一嫁妆，价钱是三十五斤粮票。 粮票。和这儿的减价券完全两码事。粮票是你存活的许可。它限定每个人的占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范围和活动半径。必须得到上海市当局发的每月二十八斤粮票，一个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产，有钱，但你可以照样挨饿；没有粮票，一切物质对你的肌体都是无机的。因此没人买得起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着一条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乳房其实已经干涸，婴儿正在遗弃它从沉睡直接进入昏迷。 我猛见贺叔叔站在我对面时，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个山芋面饼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祟地消失了。把怜悯摊开在众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这样露着一个乳房的女乞丐，怜爱和那个乳房便有了种联系。 我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这只乳房。我几乎忘记它从哪儿来，它和眼前的图景有哪种关联，却是一阵为它而生发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对当时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么东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体验它被我自己的身体负承起来的分量，一种伟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体验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满足。 第二部分 15.心理医生在吗（30） 女乞丐不自觉地向前送着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后仰的弯曲。那不自觉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乳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悸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用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乳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芋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的，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票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梯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乳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入。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暧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脸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拢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打倒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屈、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第三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31）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被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订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过你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他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的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脸。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样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的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第三部分 2.心理医生在吗（32）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①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甫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从此人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三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第三部分 3.心理医生在吗（33）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而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颔首。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之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竟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无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取出这瓶1988年的红葡萄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入，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症不是恐高，是恐惧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我推托。酒杯很玄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地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碾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道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按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刷——"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按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我画得很糟。 第三部分 4.心理医生在吗（34）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我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上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第三部分 5.心理医生在吗（35）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在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体。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含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爬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按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已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它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掴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地，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儿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己。又过一会儿，他才抬手去摸被掴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掴痛，被掴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掴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第三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36）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了？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地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 现在来看看我爸爸这只手。文弱、细长，一向是我妈妈替它们剪指甲，许久前，那中指内侧出现一条浅槽，笔杆压出的槽。渐渐，槽的形状定了下来，变成一个永固的曲扭。当我爸爸在八寸厚的稿纸最下层写上"终稿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这行字时，他的右手和左手已很不同了，似乎大一些，梗起暴突的灰蓝血管，显得那样易感易怒。 四年。 我爸爸隐身在两个书架形成的隔离中，一趴四年。我妈妈没有进去为他擦过桌子，因为桌面太小，铺了稿纸和贺叔叔的笔记，就没什么面积可落尘土了。一盏十二瓦的日光灯管日夜都亮，爸就那样趴在乱哄哄的小桌上。有时桌上太满，他就把烟缸和茶杯放在地上。十二瓦的日光灯让你看清他写下的每个字，但每看清一个字你的瞳人都是一个抽搐。他在那隔绝中干咳、冒烟、吱吱地扭椅子，有时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写出一地纸团子。有时他不出来吃饭，不出来倒烟缸，茶干了他就把茶叶全嚼掉也不出来添水。最后出来了，脸色和十二瓦日光灯一模一样。告诉妈妈他写了有多精彩的三行，这样的文字写下去会了不得。他在这个时候顶天立地，灰白着面孔在家具丛中高视阔步。像个聋子一样嗓门特别大，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眼睛空空的，是海伦娜时期庙宇雕塑的王者的眼睛，空缺的眸子成了那种宇宙式的目光。 这个时刻他什么都不计较。我可以多要几角钱去游泳或买冰食，妈妈可以乘机搜查他的信件，看看是否有女人笔迹。这个时刻，之于爸爸，生和死都是小事。 这样的四年。完成了。八十九万字。厚重的三大卷。封面给你壮阔的感觉，的确是时代之作，深红底色，如静脉之血，书名是《金色狂草》。再就是贺一骑三个字，黑色，方正重大。不愧是名设计家，爸爸说。他以那只血管暴突略略曲扭的右手抚在深红、金色、黑色上面。像农夫抚着自己的土地，田野和禾木。一个已把土地割让、出售了的农夫。 还像没有做母亲名分的女人把私生子一遍遍摸着。 贺叔叔没有注意到我爸爸那种内在的抖颤。他说起书引起的种种重大反应。他没有看出我爸爸的心情，那种寡妇把不可正名的婴孩永远寄托于人的心情。也许他看出了，却只能由它去。 第三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37） 贺叔叔是在吃了一耳光之后才明白，那四年如何在我爸爸的生命中被勾销了。 我们还回到这个粗糙的舞台上——风刮着两侧高高的毛笔形的白杨树，之间的白纸标语刺啦啦作响。 我爸爸的右手正在那记耳掴子的归途上，五个指尖为余震所麻木。贺叔叔的左手伸向脸颊，去核实。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在全力迎击扑面而来的枪弹时突然从侧面或后面中弹，子弹发自于如此近的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结盟的人。贺叔叔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我爸爸，要双方一同确认那证据。我爸爸突然明白他再也收不回那只打贺叔叔的右手。再也无法使手指的震荡平息。他永远别想把耳光从这只手上洗去了。 他没有发一言，批判稿白白待在他外套兜里，白白浸了他的手汗，他打完这记耳光，完全迷失了行为的方向。完全被贺叔叔那伤透心的一瞥目光弄得智商降到零点。根本没有听见不少人为他这个耳光鼓掌。人们把它看成奴隶起义。我爸爸，一个反戈的英雄。 我爸爸也没有看见台下更多的人由意外转为鄙夷的目光。那些人开始同情受如此之叛卖的贺一骑。我爸爸两眼昏黑，什么也无法看见。他为自己身心内突然蹦出这么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为而茫茫然，台下上千张脸，台上白纸黑字的巨型条幅，斜阳沐浴的红砖楼房上鳞甲般的一层层大字报，一层层背叛和起义，一层层人寰颠倒更迭，都在他眼前成了水底景物，变形、蠕动，柔和地将彼此色彩形态渗成一体。 是的，我爸爸眼里涌起泪水。 为自己四年中消散的年华，和蜷伏的自尊。为他那份报答：他和他的妻他的女儿原本也不配享有那四年的风调雨顺，只是因为一份格外的恩宠和袒护。他还为自己突然从背后向朋友开枪；为自己人格中突然显露的卑鄙，我爸爸为这所有的颠来倒去而痛苦得噙满两眼的泪。 他没有看见我的面孔也在那上千张面孔中。路两头的交通彻底堵塞，卡车已被人占领而变成瞭望台。他眼睛的焦点定在楼前那个永远也不完整的巨大塑像上。塑像这时分是浅红的，全都浸泡在沉淀的夕阳里，那样巍峨而混沌，潜存着成为各种人形的可能性。那庞大的朦胧是个尚未定型的巨型胎儿。巨型的怪胎。 爸爸的目光终点是王琛白要以毕生去使之成形的塑像。但我肯定他没有看见它。他急于走出这里，这个现实，去拭掉泪水。太窘人了。那么凌然的叛变之后竟流出泪水。 贺叔叔站立在简陋的舞台上，看我爸爸如何收场，下台。他目送他的背影。目送一只风筝从自己手中的线轴上挣脱了，就要飘走。他的右颊上留着爸爸的五根指痕，任所有人参观：他成了落井人、落水狗。目送爸爸向后甩起的外套两襟，看着他长年伏案而形成的驼背，以及他自以为挺起胸实际只不过耸着的瘦削的肩膀。贺叔叔看着我爸爸越走越远，如同古道上看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友人。 第三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38） 他是伤感为主，还有失望和侮辱。我爸爸，他以为是他一辈子的朋友。 我本来已打算随我爸爸一块儿离开，可我突然感到我不能与他为伍。他可以在任何场合给贺叔叔耳光，那将只是脾性上的过失而不是人格的败笔。他完全可以在贺一骑春风满面捧着刚出版仍带墨腥的长篇小说来我家时，在贺叔叔将一张定期存款单暧昧地夹在书中来结清我爸爸的四年心血时，打出那记耳光。他还可以在贺一骑不断把他召到食堂的屏风后面，工头一般对他的写作蹙眉或欣悦时，掴他一记。甚至于，在贺书记提着十斤白米，两根猪大肠来救济大饥荒中微微浮肿的我们一家三口时，给他一下子。总之，我爸爸可以打出这一巴掌的机会很多，他一个又一个地错过了。失去的机会使他越来越窝囊，越来越弄不清他与贺叔叔的这场友情是什么东西。弄成这么个局面，谁也无力收拾了。 是的，羞耻感。 我爸爸的行为让我无地自容。完全是低能动物的虚张声势，趁着强大者的伤残和绝境，突然扑上去，可怜和丑陋。贺叔叔本来不应该那样强大，却被我爸爸那卑小的一举反衬出伟大来。 我爸爸从他十五岁的女儿身边走过去。他的女儿给他让路，觉得她得离这卑劣的血缘远些。你看，十五岁的少女是唯一见证了舞台上舞台下的一切的人。她是唯一将自己的良知平均分成两半的人：一半给她的父亲，为他那窝囊了几辈子终于爆发的造反；一半给她的贺叔叔，痛心他付出去的信赖和友爱。 你说对了。 我同情贺叔叔。在我爸爸落荒的背影被巨型怪胎的雕像遮掉后，我对贺叔叔的同情占满了对父亲的怜惜，任何人都不该被叛卖得这样惨，不该承受这样形式的反目。贺叔叔的发梢忽然一层灰白，面容也一层老态。留在他左颊上的，是我父亲丑陋的手印。 真对不起，我忘了时间！ 这是你要的清单——所有在我脑际闪过的想法。只可能是一部分，因为许多时候我无法中断正在做的事情，比方讲课，交谈（有时我会边谈边潦草地记一两笔，之后再规整），晨跑。 过分乱，只能是由我念给你听，如果愿意你可以手记。 准备好了？ 他（舒茨）瘦了，要想个办法避免和他单独碰头。 我爸爸上封信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得尽快回去看他。彻底回去，不回来了呢？（这个想法很令我温暖。） 我怎么敢说这些？说英语反正是不知深浅的。 其实在当时我并不反感你和我做爱。别用这种腔调。我可以告你性骚扰，因为你是我的上司。撕毁的那封推荐信，我该把它保存下来。 贺叔叔摔了一跤。和他告别的时候，他舌头有些大。 第三部分 9.心理医生在吗（39） 没有后代？没有后代会是什么后果？是不是找个人，做出个后代来？太晚了。电视上那个女人四十八岁生了头胎。原来这些焦灼是没有孩子引起的。先有个自己的孩子，再去找人结婚，找这个老头吗？随便。原始部落的男人往往在与一个女人结婚之前把她同前夫生养的崽子都杀掉。从他们到你（舒茨），男性必须掩饰的太多了。 宋峻怎么会变得那么贫嘴呢？和我恋爱的时候他多不爱开口啊。同他的婚姻还是不错的，离婚竟然发生了，他看电视，我打毛线。他去踢足球，我去球场硬叫他回来吃饭。还是快乐的，我们坏在了哪里？没有信仰，我和他都对婚姻没有信仰。这个婚姻无益处，也无害处。起码宋峻不肉麻。怎么就结束得那么漂亮！ 宋峻宋峻宋峻。 一年零九个月没有一个字来过。和新婚的妻子，又要过成他和我了。 我天性上的弱点啊。 警惕我爸爸的毛病。 活下去又有什么不同？ 糟粕怎么办？由谁来打扫清理？到八十岁再死就免去别人处理你这摊糟粕了吗？那时候他们处理起来怨气会小些。现在是你在制造糟粕，那时你被制造成了糟粕。在我没有想好处理方式之前，我不去找死。 我的心理医生说：急什么？反正你总可以晚一点杀自己。先试试，不行再自杀也不晚。 他这句话倒是让我"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让我有恃无恐。 要打个电话给他，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吗？现在？现在。最好碰上留言机。算了。可以写给他。别留下字据。看他的关切会不会深下去。 他猝不及防地问我：你说你从十一岁到十二岁发生了很大变化，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你能记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吗？他像个私家侦探，已抓住了疑点。我撒了谎，我以后会更正。 我同我的心理医生说的，有多大比例的谎言？尽量别撒谎，否则不是把诊费白花了？ 这股味道是什么？是番茄鸡罐头？真的会闻到意念中的气味，记忆和嗅觉，谁储存了谁？ 贺叔叔我这生是忘不掉了。 第三部分 10.心理医生在吗（40） 其实不常想到他。英文把他抹杀了。他和中文的我连着。在底层，没有语言的深部。 没有太多的人能承受我的恨。恨是伟大的感情，谁配我的恨？必须是伟大的人。绝大多数人不配你的恨。 贺叔叔的五官，给灯光概略了，像一张潍坊剪纸。眼梢、眉梢、嘴角，都是吉庆。抱着刚出版的三大部头小说兴冲冲地来了。爸爸和他都喝了酒，从高兴喝到沉闷，两人都不知怎么了。妈妈夺下爸爸最后半盅酒，贺叔叔失手打翻自己的酒，两人闷闷地散了伙。我爸爸在贺叔叔走后翻开书，手指殷切却又不让我们看出殷切。果然看到书页深处夹了张定期存款单，上面是爸爸的名字。料定会被螫痛，忍不住还是要去碰，果然给螫了。我从来不知它的数目，爸爸不可能给我看见。它是用来收买我，还是我爸爸？ 乞妇的儿子，把乞与施变成了人世间的第一对关系。 我发现自己坐在带壁炉的餐馆，对面坐着穿着质地优良的纯棉高领衫的舒茨教授。桌面上摊着四张纸：他为我写的推荐信。电脑印刷机把一切复好如初，印出崭新的四页。原来他可以一次次撕碎它，同时使其再生。顽强的自我复制，更替和繁殖，一点痕迹也不见。存款单上的数额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不管它大还是小，都是奇辱。 他脸上亮起一个微笑。 我说：谢谢你。 他说：你说什么？ 我原来说的是中文。 我没有足够的体力说英文。英文必须是那个年轻力壮的我说的。我讲中文是退休，是退化，是我向孩提期的退化，如同成年人吮呷棒棒糖，挖鼻孔，以此类行为来减缓作为成年人的压力，我没有体力做成年人。我的力气只够好好把这餐饭吃完。 别逼我讲英文，你要面对一个成年人的。年轻气盛，操着正值十八青春的语言，依仗不知天高地厚的率真。你得面对他。 让我退化。既然统治欲、占有欲、竞争欲，几乎所有对人类历史进展发生影响的欲望都是朝着孩提期退化，如同啃手指，呷棒糖，挖鼻孔，是成熟向幼稚的心理退化，请让我也退化。让我讲中文。你不必全听懂。不是谁都不企图去懂婴孩无字的表达？ 发怒也是退化。我发现自己在发怒。 你怎么不对我吼回来？我得不到正当反应。舒茨不参与进来。我一个人打球，那边不接。我说他利用职位欺辱女性他还不接。 发怒就像泻便，憋得绝望时出现了个厕所，就着茅坑长舒一口气敞开自己。怒得厉害，就便感强烈，带着腹痛、压迫、肠子乱拱，因此也越发刺激、痛快。但假如发怒的对象不给你强烈的对抗，排泄只是温和的，不遇任何阻力和抵抗的，均匀地进行；整个肌体不被那种反作力震撼得冷噤连串，发怒的快感等于零。 他说了"不管怎样我是爱你的"这句话吗？ 第三部分 11.心理医生在吗（41） 我用我孩提期的语言说他占我便宜；就这点权力，你还想怎样。 占便宜也是心理退化的症状之一。如同侵略性一样，如同相互弑杀，白日梦，食之过量，手淫，都是由成熟向幼稚，由成年向孩提的退化。 一个人有些不甘心。他离开已有一个小时了！ 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有一点盼望：他忘了东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夹，回来取。我可以好好告诉他。我那个英文的性格已附着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个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他一、二、三、四，我的损伤究竟在哪里。 地上是那封推荐信，是我撕的，这回。破坏东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种心理退化的症状，还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是几亿人一同干的，砸碎这里那里，你打我我打你，听、视、制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个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严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绝成年人所应具有的能力。整个战争，屠杀是因为几个人的严重心理退化。这样的结论令人好受些。 不要审判他，医治他。 医治从哪里下手？这般辽阔的退化。 情愿它是退化：大标语，破"四旧"，迫害，人人都带有攻击性。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掴人一个耳光，仅仅是为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笔录下了？ 还有十分钟，我今天早些走，因为我不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锁门。 留步吧。谢谢。再见。 我收到了你的圣诞卡，谢谢！ 真抱歉，我忙得连上街买卡的时间也没有。怎么也该给我爸爸、妈妈寄一张卡。 谢谢。她还好，比我父亲稳定多了。他们离婚之后倒是我母亲渐渐稳定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离婚有十四年了。 我妈妈，她是个可爱的女人，比我起码天真十五岁。 第三部分 12.心理医生在吗（42） 她演歌剧，后来调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文化馆工作。她从事的这些工作都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是个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觉。 很快就发觉了变化。像你一样。我妈妈把时间、地点推算出来，问我：暑假里你在上海怎么了？ 你问我：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了？ 其实我丝毫变化也没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来。同我并排躺着，问我这个那个，但她问的绝不止那些，绝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 我马上不愿她的身体挨着我。我说我困死了，别挤我，蚊子该进帐子里了。她开始用一种我两三岁时的语态和我说话，哄逗我，反过来也让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后颈上。她的目光也热乎乎的在我背上；顺着我侧卧的肩膀、腰，明显耸起的髋部直打量下来。髋骨已向广度扩展开来，之间的容纳在丰厚。表面无变化的腔内，一切都在苏醒。 她问：我请贺叔叔在火车上照顾你，要他督促你洗脚，他督促你了吗？ 我用粗嗓门说：那么大个人要别人照顾什么呀？ 她对这份伴随发育期同来的粗鲁一向不一般见识，但这晚上她敏感起来，指出：从上海回来的我变得顶撞、野蛮。她并不厉声，边理着我的辫子边叹息。声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两三岁的我那样愤怒地说，你知道妈妈就只有你一条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个时候，没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块剧痛的心病一块活了那么多年。直活到许多年后，我爸爸真的遇上了个女人。对于我爸爸爱着另一个女人这桩事，她从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无凭地怨怪，哭闹，诅咒那个直到十几年后才出现在爸爸命运中的女子。 在妈妈惧怕得不可终日的时候，那个女子还是一份完全无形无影的存在。她和我们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没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还在念她的大学，打她的篮球；她是个远远没有开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敌。就像许多年前，我对父母，是尚未开始存在的女儿，而妈妈却因了那女子必定要开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觉太好了，她自己也没办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们大家。 浅蓝色的尼龙纱帐里，我妈妈对我讲着她对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说的名字，它们让女孩子们上当。我面朝墙壁，伏卧，整个腹部被压在席上，她讲她的。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对着我独白，我可以什么也听不见。直到她流泪，我才说：我不是在听嘛！ 第三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43） 听见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从外面回来了。他刚打完一局桥牌。最不怕老婆的一个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来。她抓紧时间结束这场说教。她说，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结束语总是这句，像是真知灼见，含有权威。 她从来没有机会去经历普遍意义上的男人。二十岁嫁给我父亲，此后便上了卫星运行轨道。她检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倾"、"消极"情绪。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换掉一些词，或删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邮局那结了一层颇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着那根拴在绳子上的公用蘸水钢笔，在爸爸的稿纸上推敲字句。文章发表后，爸爸总把文章读许多遍，总觉得丢失了东西。有时妈妈手脚动大了，爸爸就骂主编或编辑部，说最有精神的句子给这些人贪污了。他冲动得要去大门口的传达室打电话，请他们把他的名字一块删掉，这样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妈妈在这种时候总是一面拦阻他一面温存地摇头，半闭眼帘，食指竖在翘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诫一个稍年长的孩子，别吵醒摇篮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会压低嗓音，放轻手脚。妈妈一句话不说，一直保持那个哑剧手势，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静下来。 她那个优美的哑剧动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似乎总有那么一分稀薄的睡眠笼罩着我们；就在近旁或无所不在，那个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婴，巨大而不可亲地躺在我们的生活中，绝不能惊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妈妈看着我们的眼光，那样温存和压抑，让我们在那无边际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妈妈放心了。她无声一笑。这时候的笑是最妩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后，双手顺理他狂卷的头发。像一个小女孩颇有兴致地玩耍杂碎的毛线。她说：我看同你的原稿没太大区别呀。 我爸爸说，对于语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没区别。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妈妈从来不在乎爸爸对"趣味低下"的暗示。从来不觉得失面子：爸爸把头一再从她手指下移开，厌烦得要爆炸了。还得说教下去：好赖你的文章发表了，让人看见你还在这儿，没给送到什么地方打矿石去。改几个字有什么呀，把我们家的户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随便写得多高级，还有人登吗？ 我爸爸坐在那里，喘息从粗到细，慢慢变长变深，变得像入睡那样均匀而带着微微的鼻鼾。贺叔叔到达之前，他一次次从政治倾覆边缘无恙回归，无功无过，无形无嗅地消磨年华和才智。一直到他写出那篇八千字的杂文《儿不嫌母丑》。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报，两天后又去一趟，如同旧时信差，坐在主编室外，把校样等到手。一个标点都不妥协。 我妈妈知道时已经晚了。 同一篇报纸上就有了反击文章。 第三部分 14.心理医生在吗（44） 不久，我爸爸的文章被拆开，被人们半句、半段地拼镶在他们的文章里，被截断移植的句子衍生出新的生命，后果已大得无法吞咽。无论是我爸爸，还是一切企图为我爸爸开脱的人，比如，贺叔叔。 他在这个局势中认识了我爸爸。 我妈妈恳求了他，去找那个刚调来的党委书记，你要女儿跟你去北大荒南大荒啊？！ 她凭着她奇特的敏感。 对，非常了解我父亲。他的本性。只有我妈妈知道这个本性。知道它时时刻刻地被压制，被压制成爸爸的好脾气、大度、与世无争。 只有她知道，有一天他会给贺叔叔一个大耳掴子。一份日夜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宠和主宰终止在爸爸恢复的本性中。那是彻底的无拘束，是对一切权威疯狂的反感。是两扇书架后面连裤腰带也不想要的那个生灵。 让我们看看：这顶天蓝色尼龙蚊帐里躺着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和十二岁的少女。 1964年。 邻居家的收音机都没熄，一会儿是合唱《雷锋我们的战友》，一会儿是新闻："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罕见的大丰收，为颗粒归仓作出贡献。" 我爸爸在帐子外面看了一眼母女俩。寂寞得很，趿着拖鞋走开了。 不，我爸爸从来没爱过我妈妈。是的，有时不需要爱情，我们中国那时有许多不幸和危险，把一个个家庭绑在一起，比爱情牢固多了。危险一过去，解体就开始，我的朋友们都在九十年代陆续离了婚。 我妈妈可能也不爱我爸爸。完全可能的，是我爸爸招惹危险和制造不幸的禀赋吸引了她。她在隐约的危机中，生发了她那学生腔的戏剧性激情。现实成了种假设，她的行为于是被放在舞台式的考验中。臆想的流亡和迫害，悲剧人物感，她感到人和人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有了个悲剧的命题。她满足。 出身市井家庭的妈妈，她害怕再平庸下去。几辈子的安分和平凡，对于惊世骇俗的潜隐向往一点点积累，我妈妈就是这个积累。她需要我爸爸这样能力高却注定受贬抑的人。这种人和任何一个当局都处不下去。我妈妈在认识我爸爸的第二个礼拜向他借了一本书。还书时她夹了个纸条，上面写：我要嫁给你。 你看，并没提到爱情。 第三部分 15.心理医生在吗（45） 书？或许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别林斯基的文艺理论，都有可能。反正是最焕发学生腔的书。什么"田畔中残存的野花，往往比灿烂的花束更迷人"之类。 接受了她，他思想的勇敢，过剩的悲天悯人，政治行为的笨拙，她需要这一切素质。似乎社会和这类人之间总缺乏公平，而不公平唤起她的激情。她的那种戏剧假设中，她总在救死扶伤，总在以她单薄的灵肉抗衡无形而巨大的势力。于是她感到整个生存有了种深度和实质。就这样一个温柔和自我感觉神圣的女人。 是的，她好看。 细腰、塌塌的肩膀，小户人家的那种勤劳和周全，细碎的对你的照料，自卑的微笑，还有最有忍受力的小业主阶级那种对生活不衰的兴致。她到乡下去巡回演出，给家里背回一袋黄豆。一段山路她把它扔下了，第二天歇过来又原路跋涉把它找回来，后来的几个月，我们餐桌上的黄豆炖猪脚她从来不碰。我和爸爸都愤怒地大吼：谁要你把脚掌走出血泡？！谁要你省给我们？！……她就那样忍辱负重地笑笑，谢绝平等。这类牺牲让她找到非常好的感觉：她只需我爸爸、我对她的牺牲领情，对负欠于她这桩事实认账，而已。 自信，充满力量，如张开翅膀的母鸡，身心内是上下几万年的沉厚母性。她不要偿还，但你得知道你欠她。她一辈子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就为使你欠她。 我得告诉你，她背着我爸爸做了什么。 我讲过：贺叔叔把那张定期存款单夹在首版的书中给了我爸爸。我妈妈听见我爸爸一夜在书斋里，一直抽烟，一直写。她听着他把写完或未写完的撕下、团掉，丢在桌下。 是写给贺叔叔的信。是十几封信的开头。十几种互相矛盾的念头。有的感谢贺叔叔给了他一笔颇厚的稿酬。有的只是张收据：今收到贺一骑同志一千元，按每工时八分五点六厘计价，遵照社会主义劳工制度每日工作八小时计算，工作时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小时。有一封信问：以这钱来买什么呢？一个人四年的心血？一生的尊严？永远不显露的秘密？ 还有一封信写得最长，丝毫没有提书和钱的事，兴致悠然地说起一个山区小镇，那里绿山白水，茶寨茶歌，应该去那里洗涤知识分子内心的污浊。在那里，我爸爸说，他相信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和做人上都会有长进。他说等他在那里安下家，茶花时节请贺叔叔去客宿。这是十几封未写完的信中最完整的，也同样不算数，在我爸爸长而弯曲的手指间也成了个青毛桃似的纸团。 我妈妈站在两扇书架制出的笼圈里，一绺烫得微微焦黄的头发从额角遮下，发丝毫无弹性和光泽。她看着桌下桌上的碎纸片和纸团。看着她丈夫一夜的突围：冲锋和撤退。思维朝十几个方向冲去，想冲出一条出路。却是无出路，一次次撤回。他回床上睡去了，像在黎明的白色中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者，青灰的眼帘宁静地合着。我妈妈把打开的一个个纸团又细细团起，把现场恢复。 下午她换了身宽下摆的连衣裙，拉上我，穿过一人巷，上了红砖主楼。 贺叔叔住在四楼。到三楼时我逼问：是不是去找贺叔叔谈钱的事？ 我妈妈说，不是的，我们家又不缺钱。这个家在祖母死后暗暗地阔起来，暗暗饮着1944年出产的美国克宁奶粉，从老旧的贵重衣物中源源不断地拆出衣料和毛线；这三口之家暗暗享用带哈味的锦衣玉食。因此是不缺钱的。 第四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46）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很少有缺钱的。好的东西也不是钱能买的，好东西叫做"待遇"。贺叔叔的轿车和司机，钱是买不来的。贺叔叔的大客厅、皮转椅，与钱都无关。 是我敲的门。我妈妈带我来，是因为大人常在孩子面前显得宽宏，通情达理。大人其实不大愿意驳孩子的面子。我妈妈的直觉是，贺叔叔对我，一直是没有明显的辈分和原则的。 我妈妈跟在我身后，进了客厅，忘了告诉你，这门是不常锁的。许多人都同我们一样，敲敲门就直接把他们自己请进去。贺叔叔很少锁门。除非上北京下上海。所以他回家常常看见茶几上有几杯剩茶，还温热，他也从来不追究，那些自己款待了自己的人们是谁。他若见到扑克牌摊了一桌子，就知道我爸爸在那里待过。我爸爸常独自玩那种牌戏。一时没有结果，他摊着剩局在茶几上，贺叔叔从来不去搅掉它们。他晓得我爸爸还会再回来，接着局势玩下去。他对我爸爸所有的习性都接受，却从不沾染上。 贺叔叔回来的时候我正提着他的暖瓶下楼去打开水。在楼梯拐角碰见了他。我坐在楼梯的木扶栏上，两条腿挂在一侧，一只手提个大暖瓶，另一只手把持平衡。你看，我们就那样长大的，随处可以冒险和娱乐。贺叔叔两手背在身后，一只脚跨两格楼梯，嗔怒带笑地看着我的本事。他让我拎开水回来时别做笨蛋，给开水烫了脚。我点着头，上下门牙小心地衔着两分钱的边沿。他没问我是不是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他断定是的。进门看到在他客厅里坐得如闺秀一般矜持的我母亲，他肯定吃一惊。我妈妈从来没去过他的住处。我妈妈和他是非常熟的那种生人。没有我爸爸，他们之间的熟识会顷刻不算数。贺叔叔肯定在一进门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了：我妈妈一看就是武装好了，从内到外。 我拎着一暖瓶开水回来时，两个人同时向我笑：可把他们从艰辛的闲聊中救了出来。我妈妈起身，找到两个干净杯子，又轻声讨得贺叔叔的口头向导，找出茶叶筒、杯垫子，她旋来转去，为使那裙子不时怒放一下。我来了，她开始勇敢地施展自己。 贺叔叔突然和我对视一眼。他，和十岁的我。 没有。 那是下一年的暑假，他带我上火车。那件事还没形成。它正在形成。我在逐步形成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在此时此刻，什么都在从这蚂蚱女孩向那略微圆润的少女形成。与贺叔叔，我们一向有个默契。 他马上明白了：我并不知道我妈妈在这里转些什么。我也同他一样急速地在猜这个女人的动机。 再没什么可回旋的，我妈妈把我拉到她膝盖边，坐下，把我的头摆置在她肩膀上。我要挣脱这个僵硬的母女造型，她暗中一发狠，揪紧我。 这一切贺叔叔都看在眼里。后来我十八岁那年，和他单独在他的瓜棚里，我们一一核实过注册进记忆中的场景动作。他在瓜棚里告诉我，他看我母亲那样无援，拿我来遮挡。 第四部分 2.心理医生在吗（47） 我妈妈把我硬做成长辈膝前的小女孩，不管事实多不符：我早已超越了那个年龄。我妈妈的嘴巴在我脑袋上方开启，说，贺书记，我们想求你个事，要是方便的话，你能不能跟出版社打个招呼，把她爸爸的名字加上去？ 我听着我妈妈的声音，甜酒酿一样。 贺叔叔的脸孔稍稍一偏，把理解力集中在一只耳朵上。 我妈妈拉紧我，她的嗓音和吐字从我脑后进入，穿透了我再出来；她藏在我身内，拿我讲她的话演她的动作。她又说，就是——那本长篇小说。要是你跟出版社说一声，就把她爸爸的名字添上去了吧？ 贺叔叔靠回到皮椅的后背上，嘴角开始发紧，向下撇。眼光移到一边，移到我妈妈看不见他眼睛的地方。他说，你是说我那部三部曲？ 我妈妈说，她爸爸写它写得犯十二指肠溃疡了。有时候吃了饭痛得太凶，直出黄汗！夜里给痛闹醒，要连夜熬姜茶！他在外面嘻哈没事，只有家里人晓得他。你问问他女儿！ 她把我往前一送，又拉回来。我当时只明白她在夸大爸爸的病，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无赖式的苦肉计腔调。她把我爸爸的脸丢得很干净。把我爸爸辛辛苦苦积攒在人们印象里的清高、对名利的傲视一记全毁光。把我爸爸的潇洒全剥下来。 我挣扎回头，看见她轻淡施粉的脸红润细腻，脸蛋上一边挂一颗泪珠。她把我脸拧转回去，不准许我看见她撒谎时的艳丽容颜，但她需要我的依偎，需要孤儿寡母的造型。 贺叔叔向下撇的两个嘴角使他看起来有些凶。两个酒窝在他颊上时深时浅地浮动，眼睛还是我们无法找见的。他说，这不行，生病不行啊。 我妈妈马上请贺书记放心，她会督促他看病服药。 贺叔叔马上又说：一定要吃药。好药我想法给弄来。 我妈妈眼看主题渐渐跑了，又把我往胸前搂搂，说，她爸爸病的样子她都看见了，她不愿意她爸整天弓个背在那里写啊写啊。她知道是贺叔叔要她爸爸写的，就不做声了…… 整个情形让我妈妈弄得不成话了。连我的自尊和体面她也不要了。我成了什么？现在我一遍遍回想：我成了一年后在上海火车站见到的那个乞妇怀里的婴孩。我妈妈是那个露着一个乳房的乞妇。 第四部分 3.心理医生在吗（48） 她还没完。她请求贺书记看在孩子的面上，把她父亲的名字填到书皮儿上去。算作第二名作者，或算个执笔者。她说剧团演戏也是A、B角儿，观众买的都是A角的票，B角的名字写上去没用的，观众横竖是看不见它，就是照顾照顾B角的心情。不然B角也背几百句台词，也排演几个月，暗地下的工夫比A角还大。对镜子琢磨表情，创造手势，几百遍地运眼神，也是哭也是笑，跟疯子一样，心情应该照顾照顾。 我妈妈说着就笑起来，贺叔叔也笑。 贺叔叔笑完了说，这和剧团可不一样。 我妈妈又笑，说当然她晓得不一样。她掏出手绢，擦去前一刻的悲伤弄出的眼泪。 贺叔叔说，稿费可以再增加一部分，添个名字这事不好办。你该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麦面蒸成了饽饽，改不了样儿了。 我妈妈很内行地说，那就下一版的时候改吧。就跟出版社说，上回漏掉一个作者的名字。 贺叔叔翻一翻嘴唇，说我妈妈该早让我爸爸来说明白此番意思。 我妈妈说，他没有此番意思；他不知道我和孩子在你这儿求情。下一版吧，贺书记，你看怎样啊？ 贺叔叔又把眼睛看到我们无法进入的空虚中。许久。他没法再正眼看这对母女行乞，就像一年之后在火车站；他别过脸一眼也不去瞧那个袒露半个胸脯的年轻乞妇。 我低下头。 我难受得直要哭出来，突然看见我自己的一对脚也是以两个外侧着地。什么时候有了和我爸爸一模一样的姿态？在这个浑身不适、需要极度忍耐的时刻，我爸爸的姿态出现在我的身上了。我在替我爸爸忍受。我在忍受他的手足无措，忍受他感到的这个空间中淡淡的无耻，忍受每一个人的难为情，忍受每一个人此刻的不得当、不对劲儿。原来我爸爸这样站着，是忍受。他这样站立，让脚的不适，轻微曲扭来分走一部分压力，那不得当、那难为情所造成的压力。他原来有那么多时候需要全力屏住，去忍受。他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淡淡的无耻。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父亲。看上去那么浑然一个人，却没有一刻不体味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状态。这种微妙的勾结，永远不会从友情中被除净。他原来不是个宽厚泰然的人，他敏感至极，精神上永久带一丝病痛，他必须拧着双脚去支撑和承受。那外在的官能不适使他分神，平衡了他内在的不适。我的爸爸，他怎么能在那样永久的忍受中活下去？ 我妈妈没有察觉任何。没有感觉到我在那么痛苦的忍受中。贺叔叔却感觉到了，他可能瞟了两眼我麻木空白的脸。他说他答应为我妈妈的这场走访保密。说他会考虑她的请求。他被同情心震慑，像一年后在那女乞丐面前，显得无力，同时在隐约厌恶着什么。我妈妈起身，仍拖住我不放，逼我说谢谢贺叔叔。我毫无感觉我说了什么。冰凉地贴在我妈妈怀前，如那个缄默的婴孩，成了母亲行乞的道具。 第四部分 4.心理医生在吗（49） 在送我和我妈妈出门的时候，贺叔叔的手拍拍我的肩。我用力一躲。他的眼睛问出些许关切来，我还是冰凉着。不适已需要全力忍受。我父亲忍受的，还有祖父的，我都背负着。我必须全副精力让我扭歪的双脚忍受着我的和一切人的淡淡的无耻。那无耻不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天性。 没有，我爸爸的名字没被添加进去。 只有一个妥协：在后记中贺叔叔加了一行字，说他一生一世将感激我爸爸。 不好。不过谢谢你。你好吗？ 是啊，我看见你怎样忙了。天气阴暗了这么多天，当然来看你的人就多了。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已经等在候诊室了。 他叫罗杰？ 三年了？从很小就来你这儿？ 在我看？他缺乏优越感。少年人认为天下成年人都愚蠢的那种优越感。他的头发是三十年代的，在额头上拱一个弯，这样。他妈妈一定保留了好莱坞三十年代男明星的不少照片。 我已经上瘾了。你借的药典？ 舒茨也这么说。他也借了一部药典，把我用的所有催眠药都查过。 有一些片刻。 另一些片刻我是遥远的。大部分时间我是遥远的，在我四十五岁的中文个性里，心情带点儿微妙细腻的紊乱，把什么都停留在不加理喻的感觉里。或许衰弱，或许太成熟。不像我的英文个性，可以那么无辜。可以以那样的无辜去直言性爱和凶杀，可以向他明说：你在挑逗我、你在骚扰我。那种无辜使我本人永远不直接对我的表达负责任。我本人，是我的中文人格。就这样分裂开，又这样拢合一处。比方，我可以用英文和舒茨谈小说中的性描写，毫无闪烁。我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说：我厌恶那天晚上。对于年仅十八岁的这个语言，我有所依仗。仗势。这语言只有十八岁，它当然无忌后果，它当然冒犯，唐突，不圆滑。我没有对舒茨说出：我厌恶，是因为忽然一下子，中文的我出现了。那成熟圆滑的母语，使我什么也不说了。一切都遥远了，带一点儿可以原谅的无耻。 不必说。仿佛四十五岁的母语制止了它孩子的莽撞。我的母语沉静而忧悒，哑然中含着宽而深的吐纳。 是在学校的自助餐厅。我一语不发地坐在舒茨对面。 音乐如一间打铁铺子。 第四部分 5.心理医生在吗（50） 还有电影，在墙上。声音和光重重击在你的皮肤上。 教授一头浓密的白发劲草一样，在声和光的摇撼之中挺住。他两眼正蓝。 贺叔叔和他实在没有相像的地方，除了一头浓密的白发，很早白了头，我十八岁。 舒茨教授简直就是活着的、行动的一堆学问；贺叔叔的天赋是原始的，那种未经提炼的、生的才情。教授却能够成为各种娴熟的学者，治学上他有无限可塑性。但他不会是任何学术的开创者。 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我从来不拿这两人比较，是你在引导我比较。 这样：我们坐在自助餐厅墙根上的一张桌旁，年轻人们吐出的烟在声和光中浮起一层湛青色。就这样：我和他都不敢再糟蹋了，也没什么可糟蹋了。都不喝浓咖啡、不抽烟、不玩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像周围的抽烟者那样优越。 在和舒茨相处时，我不时为自己的年轻感到优越。他常有的那个笑，是原谅我语言的年轻、简单、冲撞。他爱怜这种稚拙，是掺一点儿男性成熟的谦恭的惯性使然。这个时候，我感到优越。其他时候他感觉优越于我。地位、名望、收入。他让自己的优越感始终萦绕在心情上，绝不去识破它。他偶尔也识破：系里的年轻男教师们那么自然地同我调侃；自然、松懈地，在走廊里拦住彼此，隐喻地玩笑，然后分头走开，挥手说"回见！"教授舒茨这时刻看见了实质：我暗藏的优越。客观的一份不必张扬的优越感，因为年轻他二十岁。出于优越感而对他让步。 我坐在地边的瓜棚中没有为自己十八岁的豆蔻年华感到优越，他头发白了多半，比种瓜老农更卑微。十八岁的我与他的对比悬殊，都没让我感到优越于他。我对他的憔悴和早生白发没有怜悯。因为我不是二者间的优越者。 你可以说年轻人在成熟的人面前，愚蠢可笑，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你得承认他们毕竟优越。优越让他们胆敢愚蠢，愚蠢得起，可笑得起。在我的学生狂妄时我想，他们真狂妄得起啊。我拟试题，决定正确与错误然后给他们分数，支配他们的奖学金。所有的都不能阻止他们在我面前狂妄。他们把优势让给我，绝大多数时候，但那是他们在谦让我。没有他们的谦让，我的讲师做不下去。没有他们把优势好好隐藏起来，舒茨和我就无法坚持一种权威和秩序。我们赖于他们的仁慈而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说他们不成熟、愚蠢。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第四部分 6.心理医生在吗（51）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刚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荒，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主宰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第四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52）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大爷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只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低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儿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未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己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儿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消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蹾，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掴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第四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53）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挤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报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己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是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绝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我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的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第四部分 9.心理医生在吗（54）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天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买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是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会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得真切，向我反映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天煞孤星 风】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